章梓铭在一次劳动中，遭到了一个罪犯的毒打，致使神经严重错乱。经层层报批，转到d市精神病医院管护治疗。
在市郊的一片依山傍水的树丛中，矗立着几栋高低错落的棕色小楼，小楼里住着一群特殊的病人。冷眼看去，这些人能说能笑能走动，与正常人没什么两样。但若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确有很多不同之处。他们当中有的目光凝滞，不管是坐是立是行走，眼睛总是死死盯住某一个地方，眸子里折射出令人窒息的寒光；有的口若悬河，无休止地宣泄着婚姻、家庭、工作上的琐事和天南海北的新闻轶事；有的寝食难安，神情狂躁，似乎有满腹的怒火和仇恨，随时都会爆发出来；有的多哭，有的多笑，有的立在那一动不动，有的奔跑起来没完没了。总之，他们都是d市精神病医院的患者，正在接受特殊管护和特殊治疗。
现在已是隆冬时节，从西伯利亚飘过来的冷风夹杂着时续时断的雪花，刀子一样扎着路人的脸颊耳朵和脖颈。这样的天气还在外面劈腿、翻筋斗、大呼小叫，大概只会在精神病医院能看到。即使在精神病医院，这样的人也只有一个，他就是章梓铭。章梓铭穿了一身蓝白相间脏兮兮的紧身棉衣，光着脑袋，正在覆盖积雪的草地上翻来滚去。他那似乎永远不知疲倦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身体，每天都是精神病医院的一道风景线。医院的医生护士和管理人员，还有到医院看望患者的亲属，都为这个只有十七岁的青年得了如此严重的神经分裂症叹息不已。
折腾了一小天的章梓铭，到了晚上已经没有了力气，便倒在病房里沉沉睡去。由于他病情严重，喜怒无常，没有人愿意和他靠近；还由于他是重犯，需要特殊管护，因此他的病房是单独设立的，与其他患者的住处隔着一段缓冲地带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，章梓铭已明显好转，但他不想再回监狱，便请求医生替他保密。
负责治疗章梓铭的医生姓刘，叫刘艺琼，堪称精神病医院资历最深、医术最高、人缘最好的医生。刘艺琼的丈夫是军官，刘艺琼本有条件随丈夫过军旅生涯，但她不愿放弃老本行，在精神病医院一干就是二十多年。五年前丈夫从部队转业，当了东岭监狱的监狱长，虽然工作岗位和职务都强差人意，但夫妻倆毕竟可以生活在同一个城市，免了许多奔波之苦，也是可以接受的。对于章梓铭而言，能得到刘艺琼的治疗，简直就是得到了上天的恩赐。
晚饭后，刘艺琼提着一件军大衣来到章梓铭病房。这是一间特殊的病房，是由办公室临时改建的。此时章梓铭穿着一身单衣服，正在床上活动身体。睡觉前要做二百个俯卧撑，是他自定的一项雷打不动的功课。
“一百九十三，一百九十四，一百——刘大姐！”就在他即将完成功课时，突然发现刘艺琼医生来了。
“一百九十五——不要停，”刘艺琼摆摆手，示意张天阳继续做下去。“一百九十六，一百九十七，一百九十八，一百九十九，二百！”
章梓铭跳下床，气喘吁吁地看着刘艺琼：“大姐快坐！”以章梓铭和刘艺琼的年龄关系，如果从监狱长那儿论，他应该叫婶婶；如果从医院方面论，他应该叫阿姨。总之无论从哪方面论，章梓铭都不应该叫刘艺琼为大姐。可他就是喜欢叫大姐，叫的顺口，叫的舒服，叫的贴心，叫的暖和。
“章梓铭，我给你带了一件大衣。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，出门时要多穿一些。”
“这是监狱长的军大衣？”章梓铭脱口问道。
“是的。老赵从部队转到监狱，衣服由草绿色变成藏蓝色，这件军大衣也随着下岗了。老赵要我把它送给你，虽然旧了一点，但厚实耐用，能穿能盖，也算是第二次就业了。”
章梓铭接过军大衣，心里暖呼呼的。“大姐，您和监狱长都是我的恩人，比亲生父母还要亲。俗话说大恩不言谢，有朝一日我章梓铭如能混出个人样来，一定为您和监狱长尽尽做儿子的孝心。”
“孩子，”刘艺琼拉着章梓铭的手，和他一同坐在床上。“可别这么说，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和职责。你每天都在锻炼身体，这很好，但要注意强度，要循序渐进，不能贪图一口吃出个胖子来。”
“大姐说的是，我会注意的。”
至此，章梓铭在精神病医院安心调养，倒也平安无事。
春夏之交，正是d市一年当中最迷人的季节。从太平洋上空飘过来的暖湿空气，滋润着辽东大地的山山水水，滋润着边城大街小巷绿幽幽的垂柳、红艳艳的京桃和金晃晃的银杏，滋润着成群结队靓男俏女们暖融融的笑脸和美滋滋的心头。
晚上十点钟，鸭绿江大酒店灯火透明，人头攒动。这是d市够得上星级标准的酒店，人气很旺，常常一座难求。在大堂的一个角落里，坐着一位身材修长的中年人。他上身穿了件洗的发白的夹克衫，下身是深灰色长裤，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色宽边眼镜，试图遮挡住镶嵌在眼角上的深深的皱纹。鬓角黑白相间，下颚的胡须是纯黑的，修剪的很齐整。他的餐桌上放着一瓶啤酒，一碟花生米，一碟油豆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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